三国人物的妙答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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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3
党海政
【谨按：余自幼酷爱《三国》。年岁渐长，喜爱正史的《三国志》又甚于“七实三虚”的《三国演义》，迄今陆续收藏了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几乎所有版本《三国志》及相关书籍。雨夜雪夕，熟读细味，快何如之！每有所得，常漫记于书眉页脚。有时也感于“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钱钟书《谈艺录》语），遂将一部分笔记略加整理，投寄到报刊杂志。承衡文者不弃，往往见诸报端。此文曾于2005 年6月10日至7月1日连载于《香港文汇报》副刊，并由编辑酌加了一些副标题。连载网址如下：
为免翻阅之劳，现将当初投稿原文照贴如下。年少时锐意进取，文笔飞扬，抚今追昔，已近二十年矣！岁月蹉跎，感慨系之。】
“言语”，为“孔门四科”（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见《论语•先进》）之一。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儒家就认为思路敏捷、娴于辞令、应对机智是士大夫必不可少的才能和修养。战国末年，列国纷争，群雄并起，最重外交，游说舌辩之士更变得空前活跃，至有苏秦、张仪之辈逞口舌之利，成合纵、连横之局，一言一动势欲倾危天下，这时达到了“言语”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高峰。三国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大分裂，纷攘乱世造就了无数千载之下尚令人仰慕不已的英雄豪杰，也再一次为“言语”的发展和活跃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乱世英雄们无数的妙答捷对真可谓一字一珠、机趣横生，而伴随着它们的故事也是异彩纷呈、引人入胜，读来令人兴致盎然。笔者在这里尝试撷取其中的一小部分，略作梳理，以与同好共赏。
1、司马防
司马防，字建公，司马懿之父，东汉末至三国前期历官洛阳令、京兆尹，后转拜骑都尉，居官期间曾举荐年仅二十岁的曹操为洛阳北部尉。曹操在任内小试锋芒，造五色棒，棒杀敢于犯禁夜行的蹇硕之叔父。当时蹇硕受灵帝宠幸方殷，曹操不避豪强，果于诛杀，于是“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曹操也因此声名鹊起。可以说司马防是曹操的第一个伯乐兼越级上司。后来曹操擒吕布、灭袁术、破袁绍、降刘琮、平三郡乌丸、败韩遂、马超，进爵魏王，此时可谓雄视天下，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余，“召建公到邺，与欢饮”。于是便有了下面有趣的对话：
（操）谓建公曰：“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建公曰：“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王大笑。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曹操的问话是一种踌躇满志之余的调侃，虽并无太大恶意，却也明显带有对昔日上司的揶揄，很符合其“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的一贯作风。此时的司马防面对这个昔日的低级部下、如今的事实上的皇帝，这个“佻易无威重”而又“猜忌峻刻”的晚辈，倘若胁肩谄笑、柔媚取容，似乎就是默认了自己当初有眼无珠，但倘若言语过于刚直，则又会触及阿瞒忌讳，埋下隐患。对此两难处境，司马防以“四两拨千斤”之术轻轻将其化解：“我当初举荐你的时候，你刚好能作北部尉那么大的官。”
你问的是现在，我只讲从前，而且你当初确实水平如此，并非是我瞎了眼。至于你现在比以前有了多大进步，那可不关我的事！这一回答绵里藏针、柔中带刚，既不卑不亢而又寓谐于庄，无怪乎曹操听了大笑不止。
史载司马防“性质直公方，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司马彪《序传》），从他的上述回答中我们能明显地看出这一特点。而且他的“威仪不忒”也并非一味地老气横秋，而是能在不利的环境之下，以智慧的语言巧妙地维护自己的尊严。
2、皇甫嵩
和司马防的情况有点类似的是皇甫嵩。皇甫嵩，字义真，东汉末至三国前期的名将与重臣。曾率部击斩张梁、张宝，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官拜左车骑将军，威震天下。后在讨伐凉州义军王国的过程中与作为部下的前将军董卓发生矛盾，此后这一矛盾又严重激化，以至于皇甫嵩的侄子曾建议杀掉董卓，皇甫嵩未予采纳。后来董卓奉大将军何进之召，趁乱入京师，废少帝、立陈留，晋位太师，专制朝政，此时的皇甫嵩官拜御史中丞，和董卓的地位发生了对调。当董卓焚京师洛阳，迁献帝于长安时，特讽令御史中丞以下官员皆拜于车下，借以屈降皇甫嵩的意气。皇甫嵩不得已也只好下拜，他们的对话便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发生了：
卓问嵩：“义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于是！”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与明公俱为鸿鹄，不意今日变为凤皇耳。”——《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
“跟我争了这么多年，现在你服气了吗？”此时的董卓可谓小人得志，沾沾自喜。人在矮檐下的皇甫嵩也只好勉强敷衍。于是董卓更加忘乎所以，兴奋得指点江山，想起了陈胜的名言。此时皇甫嵩若再不加辩解，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自认燕雀了。但面对董卓这个“狼戾贼忍”的凶暴之徒，措辞上又必须要慎之又慎。我们且看皇甫嵩的回答：“先前咱们都是鸿鹄，只是不曾想到您今天竟然变成了凤凰。”
既给董卓戴了高帽子，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而且言语诙谐，无懈可击，董卓听了自然也是会心而笑，一场紧张的对峙便在无形中化解。
三国史事，传闻异辞最多，根据张璠《汉纪》的记载，二人之间的对话如下，而且更为精彩：
卓抵其手谓皇甫嵩曰：“义真怖未乎？”嵩对曰：“明公以德辅朝廷，大庆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将天下皆惧，岂独嵩乎？”卓默然，遂与嵩和解。
在这里，董卓小人得志的模样更加活灵活现，故意碰碰对方的手，幸灾乐祸地问：“义真你害怕了吗？”十足一个无赖小儿。而皇甫嵩的回答却极出人意表：
“如果您以德辅佐朝廷，那将是天下之大庆，我还怕什么呢？如果你滥施刑罚以逞私志，则普天下之人都会恐惧，岂单是我皇甫嵩一个人害怕而已？”
这一回答既义正词严又无懈可击，充分展示了皇甫嵩高超的语言技能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读罢令人击节叹赏。
3、刘子惠
义正词严、无懈可击式的妙答捷对还见于刘子惠。自董卓在京师倒行逆施，关东豪杰也纷纷蓄势待发，其中渤海太守袁绍起兵的意图尤为明显。东郡太守桥瑁想点燃这根导火索，于是诈作三公移书给各州郡，内中历数董卓罪恶，说董卓逼迫日甚，他们无以自救，希望各州郡举义兵以纾国难。冀州牧韩馥得书后：
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惭色。——《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粲《英雄记》
韩馥是个才能平庸之人，处乱世之中，据有大州而无所作为。当天下分崩、群雄并起之时，他没想到去逐鹿天下，甚至还在助袁或助董之间摇摆。其治中从事刘子惠明显看出董卓已成失道寡助之独夫，断不可再与之发生联系。但韩馥为董卓所举荐，尚怀恋恋之意，此时只有以大义责之，才能让他霍然梦醒。于是斩钉截铁地说：“兴兵是为国家，说什么助袁还是助董！”
意在绝董，而不实说绝董，将“为国家”这一大义抬出来，既一语切中问题要害，又使得韩馥哑巴吃黄连。刘子惠的答语可谓巧妙之极，兼具凛凛正气。
4、徐晃
为国家不计私情，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由此所引发的故事也历来为人们艳赏。建安二十四年，蜀将关羽北攻樊城，围曹仁、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曹操大为震恐，遣徐晃督诸军十三营救援。临阵之际，发生了这样一则有趣的小插曲：
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松之注引王隐《蜀记》
远在建安五年，曹操破刘备、俘关羽，因爱羽之勇武，拜为偏将军，封汉寿亭侯。关羽在曹营的这段时间里，与张辽、徐晃等人惺惺相惜，结下深厚友谊。值此两军对垒之际，徐晃先是和关羽“遥共语”，只叙往日手足之情，“不及军事”。而叙情方毕，徐晃又立即下马传令诸军，以千金之赏索关羽首级。想来这一转变太过突然，关羽一时难以接受，大为震惊道：“大哥，你这是什么话！”而徐晃的回答“此国之事耳”，显得何其大义凛然！上述短短一段文字，一宣令，一问，一答，使徐晃精神倍出，大将风度跃然纸上。
5、司马懿
“为国家不计私情”之类的话，屡见于三国典籍，而以司马懿回答王凌的话最为痛快淋漓。司马懿诈病赚曹爽后，通过大肆诛杀曹氏宗室及其亲信，夺取了魏国军政大权。但曹氏自武帝以来，经营多年，效忠者大有人在，第一个起来挑战司马氏政权的便是魏国的方面大员王凌。王凌，字彦云，三国前期计诛董卓的司徒王允之侄。时为太尉，假节钺，驻扬州，其外甥令狐愚为兖州刺史，“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二人以魏主曹芳年幼，受制强臣，谋迎立楚王曹彪，都于许昌。此计未发而令狐愚病死，黄华继为兖州刺史。魏嘉平三年，王凌仓促于扬州起兵，并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之事告黄华，反为二人所卖。黄、杨联名告变。司马懿诡诈之极，先下诏赦免王凌之罪以麻痹之，然后潜起大军南征。等王凌察觉时，“神军密发，已在百尺”。王凌见大势已去，但倚仗自己既已蒙赦，又和司马懿多年私交不错，单身乘小船出迎司马懿。但以此来揣度司马懿何其天真！难道他没有想到当年曹爽的结局吗？王凌亦真书生！司马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余丈”。王凌此时才深感事态严重：
乃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凌曰：“卿负我！”太傅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三国志•魏书•王凌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
王凌所谓的“你派人送一封信来召唤我，我就会去见你”之类的话，显然是书呆子式的自欺欺人，哄哄小孩子罢了，连他自己都未必信。而司马懿认为，已经是最后摊牌了而且胜券在握，便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于是一针见血地答道：“我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你不会跟随送信的人前来”，再无温情脉脉之面纱。此时王凌才痛感被司马懿玩弄，于是引颈高呼：“卿负我！”何其愤懑，何其凄怆，何其绝望！而司马懿一句“我宁负卿，不负国家！”又说得何其痛快淋漓，何其直截了当，何其冠冕堂皇！
如果说徐晃的“此国之事耳”是发自内心的忠义之气，那么司马懿的“我宁负卿，不负国家”则明显是一种煌煌宏论笼罩着的欺骗。比照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觉得还是阿瞒爽快些。此时的“为国家”成了实现自己目的的一种手段，一个再好不过的借口。罗兰夫人临刑前曾说过一句传颂颇广的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 行！”可为司马懿妙答的绝佳注脚。
6、孙登
司马懿回答王凌的话可谓尖锐之极，又简洁之极。而说到简洁明了，一针见血，三国人物中无如孙登。孙登乃孙权长子，其母很可能是后宫一个身份微贱的宫女，生出孙登后再无下落。后来孙权为吴王，将立登为太子时，父子二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三国志•吴书•孙登传》
孙登引用儒家“本立而道生“的话为其母请命，希望孙权在立他为太子时给他的生母应有的名分。孙权显然很不耐烦，反问道：“那你的母亲在哪里呢？”这是个听似简单却极难回答的问题。孙权在决定不让孙登生母与儿子发生任何形式的关联时，一定是把她打发到了一个极少有人知道的地方，有限知道的几个人也一定对此事讳莫如深。但孙登的机智之处却正在这里表现出来：无法确切，就避开确切，而最大限度地放宽其合理范围。三国已成鼎立之局，谅父亲也不会把她送到别国去，因此一定是在吴国某处，而具体是什么地方，我不予深究，但父亲你自己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在吴”二字，真可谓力有千钧。而做出如此回答的人，还是一个不满十三岁的小孩子。
7、黄权
孙登的问答巧妙而凝练，逻辑性很强，不过他面对的的问题并无太大恶意，而有的问题就显得咄咄逼人。此时若想快刀斩乱麻，一言而决，就需要选择更好的切入点，出奇制胜。黄权面对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黄权，字公衡，本为蜀国大将，魏黄初三年，吴蜀爆发夷陵之战，时权领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刘备败绩，道路隔绝，黄权“降吴不可，还蜀无路”，于是率军降魏。曹丕极赏识黄权的才略，拜之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加侍中，并常令其陪乘。后曹丕死，曹叡继立，这位“沈毅断识，任心而行”的皇帝对黄权却颇存猜忌之心，且看如下对话：
魏明帝问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感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三国志•蜀书•黄权传》裴松之注引王隐《蜀记》
黄权乃归国降人，还以这种“以何地为正”的问题相逼问，显见是一种不信任。事实上，此时黄权除了承认魏国为正统外，别无选择，但关键在于如何自圆其说。其实曹叡真正拷问他的也正是“魏国何以为正统”这个问题。黄权面对这个极其棘手的问题，选择了一个最佳的突破口：天文。封建时代，“天”是皇权最合理最名正言顺的依托，曹丕死时，魏国的史官正有“荧惑守心”（谨按：荧惑守心，不利天子）的记载（按：可能实有此事，也可能是史官为迎合而附会）。黄权抓住这一点为曹魏的正统辩护，从而使得这个问题一言而决。试想，如果黄权选择以天时、地利、人和之类而论，将会和曹叡往复多少个回合！黄权思维之敏捷，措辞之犀利，由此可见一班。史称黄权“弘雅思量”，非虚言也。
8、郭淮
曹叡的问题只是咄咄逼人而已，而有的问题则简直带有凛凛杀气，如果你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甚至会有性命之忧，这时就需要更强的逻辑性和更巧妙的语言组织能力。郭淮面对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郭淮，字伯济，三国时期魏国名将，史称其“方策精详”，曾转战关右三十余年，并继夏侯渊、张郃、夏侯玄之后，拜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为稳定魏国西南边境建立了卓越功勋。魏黄初元年，曹丕代汉，各方面大员皆奉使朝贺。时郭淮为镇西长史，进京途中得病，所以到得最晚。在此情形之下，曹丕和郭淮之间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帝正色责之曰：“昔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后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庆而卿最留迟，何也？”淮对曰：“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于防风之诛也。”帝悦之，擢领雍州刺史，封射阳亭侯，五年为真。——《三国志•魏书•郭淮传》
改朝换代之际，新君主对臣下（尤其是有影响力的臣下）的一举一动最为敏感，而郭淮偏偏于此时无意中触了曹丕之忌。曹丕板起脸来斥责他，说出来的话带有极强的威胁暗示色彩。而事实上，此时的曹丕也确有可能杀掉郭淮以立威，联系建安十七年荀彧谏止曹操进爵为魏公后的命运可知。而且他有最冠冕堂皇的范例和依据，即当年大禹诛杀迟到的防风氏。大禹者，古之圣帝，效法他自然是天经地义。此时的郭淮命悬一线。
郭淮的答语之妙在于出人意料地否定了对方的论据：五帝是不使用杀戮之罚的，大禹以杀罚立威那正说明了他德政衰退。陛下您是愿意杀掉我而做大禹呢？还是不杀我而做尧舜呢？您一定是要做尧舜吧，而且您就是尧舜！趁热打铁，硬给曹丕扣上一顶不得不接受的高帽子。因此“帝悦之”，郭淮不但巧妙化解了危机，而且因祸得福。从容辞令，令人叹服。
从上述的回答来看，郭淮真可谓气定神闲，颇有“泰山崩于前而面色不变”的大将风度，事实上郭淮也确是如此。建安二十四年定军山一战，蜀军袭杀征西将军夏侯渊，三军夺帅，危殆万分，而作为军司马的郭淮收散卒，整部伍，并断然行非常之事，拥立荡寇将军张郃为统帅，在千钧一发之际稳定了军心，“临危济难，功书王府”，文韬武略，实不愧名将之称。
9、刘基
和郭淮的回答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刘基。刘基，字敬舆，刘繇长子，任吴为大农。黄初二年，孙权向魏称臣，受封吴王，加九锡，“欢宴之末，自起行酒”，至虞翻跟前时，大概是虞翻耻于孙权臣魏之行径，抑或是厌恶孙权的饮酒德性（孙权于宴饮之时每有无赖表现，同在黄初二年，“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见《三国志•张昭传》），“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史称虞翻“古之狂直”，信然）。孙权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惊惶失措，此时唯有刘基挺身而起： 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手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孙权举曹操杀孔融，极类曹丕引大禹诛防风氏。而刘基反驳的切入点也正和郭淮相同，即出人意料地否定掉对方认为很天经地义的论据，并在更深层次上拔高原来的问题。刘基的进谏思路如下：曹操固然是一世之雄，功业赫赫，但他杀孔融这一行径却属于“轻害士类”，是不值得仿效的，您若真要找一个榜样仿效的话，就应该找尧舜那样的仁德之君，怎么能仅仅止于他曹阿瞒！这一进谏语挟风雷，恰似当头棒喝，收效奇佳，不但保住了虞翻，而且导致孙权下令“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三国志•虞翻传》），庇佑后世多少忠义谏臣！孙权的心悦诚服乃至由此生出的对刘基的激赏，还可以从下面的一件事中看出来：此后的一个大暑天，吴国君臣在楼船之上宴饮，忽然天降大雨，孙权“以盖自覆，又命覆基，余人不得也”（《三国志•刘基传》）。此为国家惜忠臣也。
10、鲁肃
以上所提到的妙答基本上都属于那种一来一往、直面碰撞型，它们往往强调语言的锋利、尖锐和敏捷。另外还有一种妙答，它们故意避开了语言的正面碰撞，而刻意在短短的对话中追求一波三折的效果，这类妙答往往更给人一种独特的美学享受。鲁肃的妙答孙权就是其典型代表。
建安十三年，曹操降刘琮、下荆州，张言欲以水步军八十万顺江陵而下，一举荡平江东。东吴震恐，皆欲出降，唯鲁肃力排众议，并促使孙权召回远在鄱阳的周瑜。孙权拜周瑜、程普为左右督，以鲁肃为赞军校尉，以三万精兵大破曹军于赤壁，解除了东吴的累卵之危。凯旋之后，鲁肃先行返回，孙权大会诸将迎接这个大功臣。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了：
肃将入阁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鲁肃的回答使用了典型的欲扬先抑、欲擒故纵的手法。孙权“持鞍下马相迎”，并兴冲冲地发问：自己这样做有没有给足鲁肃面子？照理说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只需表达充分的谦虚即可。但鲁子敬毕竟是鲁子敬，他给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答案：“没有！”让所有人的心理期望落空；而且他这样对主上讲话，也有“大不敬”的嫌疑，无怪乎“众人闻之，无不愕然”。而鲁肃依然是不紧不慢，徐徐就座后才慢慢举起马鞭子说：“等主上您一统天下做了皇帝之后，再以安车软轮请我来，我才算真正感得了足够的荣耀。”
这种先把问题压到谷底，然后再忽然抬高到比原来更高的高度的做法获得了奇佳的效果，孙权“抚掌欢笑”，且一定深深钦佩鲁肃的机智和远略宏图（谨按：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时鲁肃已死，孙权“临坛，顾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就是对此事的追忆）。同时，通过上述简短的对话描写，也给我们鲜明地勾勒出了鲁肃那种老成持重、成竹在胸而又不乏幽默感的可爱的儒将形象。
11、诸葛恪
追求“一波三折”效果的妙答常常表现为先给出一个“吓人一跳”的说法，然后再对这个说法进行狡辩，诸葛恪也是善用此法的高手。诸葛恪，字元逊，诸葛瑾长子，诸葛亮之侄，史称其“才气干略，邦人所称”（《三国志•诸葛恪传》），“辩论应机，莫与为对”（虞溥《江表传》）。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以下两则轶事：
权问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权又大噱。——《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太子尝嘲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诸葛恪别传》
诸葛瑾是东吴的一位元老重臣，虽曾拜大将军之职，但统观三国而言，却算不上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陈寿给他的评价是“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连吴人自己所著的《吴书》都坦然承认“瑾才略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主要也是强调其德行方面的优点。他自然不能和“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的乃弟相比，这几乎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而孙权的问话，事实上也正是在和这个聪明诡谲的小孩子闹着玩，以考验他的机智（按：先前这个诡谲的小孩子曾经骗了孙权一头驴，使孙权高兴非常，见《三国志•诸葛恪传》）。而诸葛恪的回答果然语惊四座：“臣父为优”。我们且看他给出的解释：“我父亲知道应该效力于什么样的君主，而叔父却不知道。”语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一回答既是在夸诸葛瑾，更是在夸孙权，可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显得是那样地机智圆满。众人自然是由衷佩服，尤其是孙权听了，更会心花怒放。
在上述所引的第二则中，吴太子和诸葛恪开玩笑，让他吃马粪，而诸葛恪是断然不能也让太子吃马粪的，于是他让太子吃鸡蛋。这一个回答显然太离谱了，孙权也不由得纳闷。可是我们来看诸葛恪的狡辩：“鸡蛋和马粪一样，都是从肛门里拉出来的。”采用偷换概念的方法，出人意料的回敬了对方。
东吴立国数十年中，青年才俊辈出，继周瑜、陆逊之后，诸葛恪为一时翘楚。后孙权死，孙亮继立，诸葛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总揽军国重事。辅政之初，他和元老重臣大司马吕岱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当时咸谓之失言。——《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虞喜《志林》
上段诸葛恪的妙答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即巧妙地引经据典。“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再思可矣”，这些都是《论语》里面的话。既然孔夫子都说思考两次就行了，而你让我思考十次，这不是明显在说我诸葛恪是庸才吗？
诸葛恪的引用不可谓不妙，但这种强悍的引譬逞巧却总让人很不舒服。吕岱作为一个年迈长者，深知当时东吴主少国疑、人才凋零，而北有强魏虎视眈眈，西方蜀国也每怀叵测之心，故以“每事必十思”戒之，强调其慎之又慎，可谓叮咛倍至、用心良苦。而诸葛恪非但不虚心接受，还举出孔夫子的话，逼迫对方承认是在贬低自己。骄傲、自负、爱炫耀、心思不缜密，这些都是诸葛恪致命的弱点，也是他最终取败的总根源。虞喜评曰：“世人奇其英辩造次可观，而晒昌侯无对为陋，不思安危终始之虑，是乐春藻之繁华，而忘秋实之甘口也。”（《志林》）陈寿评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矜己陵人，能无败乎！”（《三国志•诸葛恪传》）诸葛亮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江表传》）诸葛瑾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三国志•诸葛恪传》）孙休曰：“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江表传》）皆可谓切中要害。
12、邓艾
巧妙地引经据典的例子还见于邓艾。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邓艾患有口吃的毛病，每次说话提到自己时都会结巴地说“艾…艾…”，于是司马昭和他开玩笑说：“你说艾艾，究竟是几个艾呢？”这时邓艾引用了《论语》里的“凤兮凤兮”说：“‘凤兮凤兮’，那本来也就一个凤啊！”“凤兮凤兮”为楚狂接舆所唱，是以重复来强调，邓艾不但以此句式来证明只有一个邓艾，而且把自己套进该句式中，暗示自己是“凤”。回答简洁之极，引用也巧妙之极。
13、秦宓
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学习典藉的目的就是要在实际中加以运用，而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以纵横捭阖的语言折冲樽俎，正是孔夫子所大力提倡的。中国古代出色的使臣和辩论家，往往都是淹贯群经，而且善于活学活用。三国时蜀国的秦宓便是这样一个出色的代表。
秦宓，字子敕，陈寿称其“专对有余，文藻壮美”。建兴二年，东吴遣张温来蜀，与秦宓之间有一场激烈而精彩的语言交锋：
温问曰：“君学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温复问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 ，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刘。”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刘，故以知之。” ——《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从上述张、秦二人的一问一答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宓对儒家经典《诗经》的烂熟程度，而他对这些诗句进行的绝妙的双关性曲解，竟然使天具备了头、耳和脚。但张温也是一个“才藻俊茂”的博雅君子，马上问了一个在《诗经》乃至一般经典中都很难使用双关性曲解找到答案的问题：“天有姓乎？”这一问可谓将秦宓逼到了死角。但正是这个刁钻的问题，使得秦宓的机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也使得这场辩难的性质得到了升华。
我们且来揣摩一下秦宓当时的心态，如果承认天没有“姓”，就几乎是承认了在辩难中的失败；但若要说天有姓，马上面临的就是张温“何姓？何以知之？”这样连珠箭般的诘难。而聪明的秦宓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突破口：“天子”。他不但以“天子”之姓解决了“天子之父”——“天”的姓氏问题，而且以“天子姓刘”这句话巧妙地确立了蜀国的正统地位，从而将一场寻章摘句的腐儒式辩难引入到国家关系这样的大环境中，取得了奇佳的外交效果。
上述辩难影响颇大，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了辩难双方截然不同的命运：秦宓由长水校尉升迁为大司农，而张温由于对秦宓“大敬服”，归国后尚念念不忘“称美蜀政”，触了孙权之忌，以“扇扬异国”之罪将其废弃终身。而且在当时和后世都被传为美谈，陈寿在《三国志》中予以详细记录，《三国演义》的作者显然也极为欣赏，不但用该事件作为回目（第八十六回“难张温秦宓称天辩”），而且几乎是原文照录了陈寿的描述。
14、赵咨
一般而言，小国针对大国、弱国针对强国的外交要艰难得多。既不能撄其怒而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也不能示弱于敌而使己国的声威受损；在关键原则上要寸步不让，同时在处理问题时还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但惟其艰难，才能真正显示出那种折冲樽俎的大智慧来，作为重要外交手段的辞令在这时就显得越发重要。吴国使臣赵咨便是娴于辞令的出色代表。
赵咨，字德度，史称其“博闻多识，应对辩捷”（韦曜《吴书》），仕吴为中大夫。黄初元年，曹丕代汉，次年，孙权遣使称藩，受封吴王。是岁，刘备为报关羽之仇，起倾国之兵来伐。赵咨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受命出使魏国的。
帝曰：“吴可征不？”咨对曰：“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又曰：“吴难魏不？”咨曰：“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难之有？”又曰：“吴如大夫者几人？”咨曰：“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韦曜《吴书》
是时吴蜀鹬蚌相争，魏国在一旁含笑而做渔人，而且曹丕把这种幸灾乐祸和叵测居心表现得很明显：“我们想攻打吴国，可以吗？”而赵咨的回答很简洁：“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言语不卑不亢，最见风骨。曹丕仍然不死心：“那吴国怕魏国吗？”赵咨仅仅举出两点以反驳：“我们有雄兵百万，有长江天险，有什么好怕的？”这两点尤其是后一点，的确是魏国难以逾越的障碍，赵咨以这种实事求是和不卑不亢的态度巧妙地抵制了曹丕的讹诈。看来曹丕很是欣赏赵咨的才干，很无心地问道：“吴国像你这样的人才有多少呢？”而赵咨却言无苟且，抓住这一简单的问话发挥道：“吴国聪明异常的人才有八九十个，而像我这样的，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答语采用了一种变相的烘托手法，即借贬低优秀个体的方法来拔高他所代表的整体。其言外之意，像我这样的庸才你都觉得不好对付，足见我们吴国人才济济，所以你还是趁早打消侵略我们的坏心思吧！
杨雄曰：“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法言•君子》）。赵咨在代表国家的应对中以充分的自尊、自豪和自重嬴得了敌国对自己国家乃至其本人的尊重，后孙权“闻而嘉之，拜骑都尉”（韦曜《吴书》），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褒奖。
15、孙皓
终于还是说到了孙皓。孙皓可以说得上是三国的终结人物，“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三国演义》这样匆匆结束了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孙皓此人在正史和演义上都极为不堪，亲小人，远贤臣，淫昏暴虐，刚愎自用，甚至刖人之足，剥人之面，凿人之眼，搞得上下离心，民不堪命。同时的人似乎也只有曾经做过其侍中的李仁为他辨诬，说是“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裴松之注），而这还不排除李仁是出于感念当初的知遇之恩或是抒发如今的故国之思。孙皓为人虽甚为不堪，却不乏急智，他在做了末路降王之后，有一次陪侍晋武帝司马炎饮宴：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
“尔”、“汝”在古代为昵称或贱称，司马炎令孙皓为之，显然是想出他的洋相。没承想孙皓竟然马上起而作歌，一句一个“汝”，施用到了司马炎自己身上。更难得的是不暇构思，甚至超过了当年陈思王曹植的七步成诗。
上述所例举的三国人物的妙答捷对，针对的往往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甚或是性命攸关的实际问题。在这一点上，它们不同于谈玄析理、迂阔而不切实际、“尚其华藻”、“无异于春蛙秋蝉”（晋杨泉《物理论》）的魏晋清谈；另一方面，从语言成就上来讲，这些妙语连珠的答语和“百年风尚”的清谈比较起来又一点也不逊色，从文中所引来看，它们或简约机巧而意味深长，或词旨精微而一字千钧，或果敢豪迈，或绵里藏针，或如风雨雷霆之威怒，或见云卷云舒之从容，且每每于山穷水复处见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问一答仅数十字，而一代人物，千古风流，历历如在目前。掩卷遐思，常常令人无限追慕乱世豪杰的机趣与才情。我常常想，这一点，恐怕也是“三国”这一特定时期一直都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璀璨光辉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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